4006-338-338

全国免费咨询热线:

欢迎进入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网站!

专家分析60后省部级领导升迁因素:近半出身华东7省
所属分类:优秀案例
发布日期:2018-03-22
点击率:359
收藏:
原标题:专家分析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四大因素

人民网北京10月22日电 (记者盛卉)“政党成员明显高于非政党成员;高学历明显优于低学历,硕士、博士研究生优于本科和大专;交叉任职经历优于其他任职经历;祖籍华东地区的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者。这四大因素影响着‘60后’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在21日召开的“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”上发表了题为《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》的主题演讲。

“截止到今年8月,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现在有161位,其中十七大的中央委员3人,候补委员11人,两者合并占总数的8.7%,也可以看出“60后”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向高层进军的途中。省部级的正职7人,占161位里面的4.3%,省部级副职154人,男性149人,占92%,女性12人,并且全部是副职,女性晋升的天花板仍然是存在着,不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实。少数民族16人,涵盖8个少数民族,比例是占10%。”刘俊生教授说。

基于上述数据,刘俊生教授分析了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四大因素:

第一个是党派因素。在政党政治当中,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,政府高层领袖多为执政党的成员。所以说,我们国家过去说“入党做官论”是世界的普遍现象,尤其是现在如果要做到高层,不成为一个主要党的党员几乎是很难达到的。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这种仕途和党途基本上是相等的,在161位里面有确切党籍的159位,中共党员81%,民主党派17%,无党派人士2%。

除了总体的数据以外,还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入党时间,平均年龄在22.85岁,最小的只有18岁,最大是33岁,另外还有一位39岁,是双党籍的,先加入民主党派,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再加入中国共产党,可以看出来他们党龄比工龄要长,90%都是在高三、大学四年以及硕士阶段的几年里面就已入党。

第二个是学历因素。学历因素应该是一个人学业成就的显性标志,学历因素是在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,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。我们统计当中的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进入高等院校的学习基本上都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,绝大部分在这个时期里面接受的高等教育,在中小学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,那时候毛入学率非常低,1%-3%之间,现在比较高了。但是,他们硕士和博士的学历都是后来才取得的,绝大部分都是在最近十年里面才取得的,因为这批人都是42岁至52岁之间。这是他们的学历分布,160位的学历情况非常确定,百分之百具有高等学历,这是按照最终学历做的统计,博士占第一位,45%,硕士占第二位,43%,本科11%,专科只有一个人。

这组数据表明了两点,一个是官员的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关联性,在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尤其是博士和硕士这么高的学历。第二个表明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追求学历的愿望十分强烈,和我们刚才谈到他们是中小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,80年代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,又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。

这是专业分布,从最终学历的统计来看,文科已经占到61%,理工科、农医占到39%,工程师治国的局面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来正在改变。在这61%,也就是70多位“60后”的100多位,文科里面按照现有的学位进行分布,第一大学位就是管理学,40%,第二大是经济学,然后是法学,然后是人文。可以看出来管理学和经济学学位的重要性。

这组数据表明,管理学和经济学合起来已经超过了七成,这也表明公共管理在政府管理当中对这两块知识的需求,也反映着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学历取得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倾向性。

第三个是经历因素。我们的干部制度是交流制度,干部制度当中,关于企事业单位还有党政机关进行交流。我们把这161位的交流种类分为四类,最大的一类——中地交叉任职的经历,包括从中央到地方,或者从地方到中央,或者两地三个来回,省省交叉的任职16%,完全一省任职34%,完全中央任职4%,直接在中央成长起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少数。

这组数据表明有三个结论,一个是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中中地交叉,包括中地和地中两大路径,有时候还有两三次的中央和地方的交叉任职已经占到五成,是属于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的主要路径。在现有的7位正职的领导当中,6位均属于这种成长路径,可见这种成长路径的重要性。如果包括把省省交叉,就是没有中央的任职经历,而在省与省之间的交叉任职,还有15.7%,已经达到61.6%。其次,完全在一省交叉任职的比例34%,这是第二个途径,这个途径也是比例比较大,达到1/3,但是因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当中只有7位正职,剩下的150多位都是副职,副职只在自己省里面成长,可以解释第二个结论。第三个是在中央任职经历的位居末位,只占4%。

第四个是籍贯因素。籍贯一般是祖居地,祖居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,所以出生在哪儿也是很有关系的,并且正好我们的统计数据当中,这些东西可以统计出来。按照一级政区划分籍贯,也就是31个,没有包括港澳台,经过统计明确籍贯的有157位,除了北京市没有,30个省份都有,平均每个省份5.19人,人数位列前三的就是山东省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。第二大类就是接下来的6人到9人的有7、8个省,占到31%。第三类就是1-4个人的,只有将近20个省了,十七八个省份,合计起来才50人,才占到31%。

这是籍贯的分布情况我们做了另外一次归类,就是刚才的这个归类。鲁苏浙华东主要的三个省份是36%,第二大类分布也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,基本上都在东中部,除了新疆比较特殊,因为新疆“60后”中有4、5个人,也占到32%,其他20省加起来才32%。

也由此得出几个结论:第一、华东三省已经占到35%多,如果联同华东的上海四省,华东7省的“60后”省部级领导干部多达74人,占47.13%,印证了江南在政治人才方面是一个人才库,7个省就占据了官员总数的47%。另外,从全国来看,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,这9个都是在中东部,达到了107人,占到67%,占到2/3,也是出高官的地方。应该说是这10个省,加上那7个,这17个半数是领导干部成长最快的一级政区。

除了上述四大因素外,刘俊生教授说,家境状况、婚姻状况、幼年到少年的成长环境、人脉资本、社会资本等等也是干部升迁的重要影响因素。

上一页:成考故事:成教学习磨砺了我
下一页:应聘时最漂亮的回答!